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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必亮:中国产业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年,我们围绕这次中国经济结构变迁与高质量发展的主题,做了简单的基于中国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产业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的研究,得出了一些比较有意思的结论和大家分享。
产业结构变迁的两个维度,产业结构合理化本质上反映了产业间聚合质量,衡量时主要考虑要素投入和产出的耦合程度。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计算主要考虑到两个方面指标。产业结构高级化传统意义上讲是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是低级向高级的演变,从传统克拉克定律来看,测算传统升级指标是非农产值占农业产值的两个比重。信息经济时代产业结构高级化除了代表升级过程,还代表信息下的经济服务化,这是吴敬琏先生提到过经济服务化过程带来第三产业增长率逐渐高于第二产业增长率,我们基于这样的情况对产业结构高级化进行第二种测算,就是服务化指标,劳动密集型进一步向知识密集型转变的过程。根据我们测算的结论,黄色线是经济服务化过程,总体来说传统升级指标是呈现逐年增长的总体态势,但是经济服务化却有相应波动。从大图来看这个波动更加明显,经济服务化在两个节点上有略微下降趋势。具体说来,市场经济体制确定和加入WTO以后,第二产业经济增长率高于第三产业,在这两个阶段出现下降态势。产业结构合理化在两个阶段强化,分别是改革开放初期,和后期加入WTO以后,产业结构出现上升,资源配置逐渐提高。分析中国产业结构变迁是否跟经济增长产生某种联系,其实存在波动的,于是我们提出了疑问:产业结构升级是否单纯刺激经济增长,反过来经济增长是否带动产业结构升级。这两个关系其实是比较老的话题,我们考虑到新的问题是经济增长其实从研究来看会带动影响产业结构。如果存在双向因果,产业结构升级的识别就产生内生性问题,单向的结果可能会导致产业结构的识别发生偏差,这也是为什么要进一步做这个实证分析。我们通过VAR模型下协整检验和格兰杰检验,用联立方程组检验产业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影响,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标分别用传统升级指标和经济服务化指标衡量,得到两组估计结果。
主要的实证结论是产业结构合理化总体跟经济增长具有显著促成作用,尤其是中国加入WTO以后。在2000年以后,这个影响更加显著。比较有意思的结论是产业结构高级化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当用传统升级指标来衡量时,发现产业结构高级化是刺激了经济增长,但是这种刺激作用随着后续改革开放进程不断推进开始减弱;反过来经济增长带动了传统产业结构,而带动作用逐年增强。经济服务化指标,发现当用经济服务化衡量高级化时,它的经济增长近些年是逐渐减弱,经济增长带动了升级促进作用近些年释放了出来。这样的结果会引发我们的思考,是否中国的经济服务化其实在近些年经济动能并没有完全释放出来,是否存在这个问题。目前虽然中国第三产业贡献率已经达到58.8%,但是服务业更加注重传统服务业,由于传统服务业增加值占比长期在40%以上,生产性服务业新型的仅在20%,当前中国人均GDP在8826美元,正在接近跨入高等收入水平阶段,也面临更加严峻的中等收入陷阱。从美国德国日本发达国家的发展阶段可以看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主要集中在1978—1981年阶段,而这个阶段正是他们完成产业结构以制造业为主向服务业为主完成转变的过程。发达国家经验值得我们借鉴。以美国为例考察情况,美国在二战后主要行业增加值占比情况,黄色的线是制造业,虚线是农林牧渔业。它的制造业不断进行改革升级,另外在美国进入信息经济时代时,第三产业结构发生了比较有意思的变化,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持续提升,其他传统服务业增加值有缓慢下降。这给我们国家产业结构升级提供了国际上经验借鉴。鉴于此,我们展望了未来中国产业结构变迁大的方向,应将新经济融入农业、制造业、服务业中形成产业升级新动能。
谢谢大家!
(本次演讲由胡必亮教授的博士后刘清杰代讲,本文为速记实录,未经演讲人审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