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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群慧:于变局开新局:百年未有大变局下的新发展格局
谢谢建华院长,首先祝贺张培刚奖的获奖者,也感谢会议的举办方邀请我来这里有一个简单的报告。我今天报告的题目是《于变局中开新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新发展格局》。前几天十九届五中全会发布了公告,提出要基于大变局搭建一个新的发展格局。今天,我在这里对新发展格局进行一点学术解释。首先,将后疫情的影响归纳到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内涵中。具体来说,后疫情时期有四大方面的变局归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其一,从实体经济角度来谈看,球经济会更加脆弱,基于全球价值链而延续下来的所谓的产业链、供应链将面临巨大的挑战和调整。其二,从金融角度来看,金融困境仍存在。长期以来债务是很高,这次杠杆率、债务会再创新高,尤其在国际治理领域的不确定性更明显。特别地,在二战以后所搭建的WTO、IMF、世行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现在看来将会面临挑战和不确定性,也会发生很大变化,这些因素在五中全会的全文里都提到。其三,从社会领域来看,社会分配格局会发生新的变化。社会分配格局从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大家一直希望收入分配的差距缩小,然而,现在看来这种差距没有缩小反而继续扩大。这次疫情并没有像我们想象的促进财富平均,反而进一步导致收入分配差距越来越大。其四,从技术因素视角来看,技术引进也有一个新局,2008年以来提出的新工业革命在之前仅仅是一个提法,或者说在经济领域没有真正体现。现在,由于疫情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式经济受到限制,相反智能化、数字化技术加速了新工业革命的革命效应。这四大变局可以归结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疫情之后的四大新的变化。
当然这四大新变化不仅仅是疫情,还可以追溯到金融危机以后,经济危机也归为后金融危机时期。从金融指标来看这个趋势延续了金融危机以后的趋势,全球出口国内增加的占比,在金融危机以后是慢慢经过下降又开始上升,其反映了刚才第一和第二个变局逆全球化的趋势很明显。而全球贸易比例在2010年以后开始下降,说明逆全球化很明显。实际上,金融危机疫情以后,逆全球化最集中体现在去中国化,全球出口、美国关税两个相反:关税税率在提高,出口占比在下降。这也反映了逆全球化的趋势。这些变化这恰恰是大变局非常关键的逆全球化的组成因素。
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变化,这次五中全会文件也说了,世界力量的对比格局也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这个深刻的变化表现在:中国GDP占比快速上升,其他的发达国家占比在下降。中国现在经济总额应该说从16年占到14—15%,中国今年上升到18%左右;而美国从20%左右的水平持续下降。如果借用休斯抵得陷阱X的说法,在贸易方面休斯抵得已经出现。这个宽带是新型大国,可以理解为中国;M宽带是守成大国。这是GDP占世界GDP的比例,中国在上升,而守成大国在下降。正是因为逐一上升和逐一下降的过程中,按修斯底得理论必然产生冲突。改革开放几十年双方互利期没有什么问题,如果占比上升到一定程度,而它开始下降一定程度,冲突会越来越厉害。基于此,就有一个理论设想,一方面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另一方面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两个大局一张答卷,不管这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外部环境怎样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我们的目标,一定要实现我们的目标。从这个理论这个出发点可以得出来,这个冲突期到一定程度还会有一个福利区X,高到一定程度会有一个下降,也有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还会有一个大国产生,按这个理论这个大国下降,将来原有的守成大国和这个新兴大国又会到互利区,关键是冲突区有多长时间。具体来说,在2050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设想到了2050年时中国已经那时候不仅GDP总量占最大,作为一个规划、战略安排,到2050年时人均GDP没那么高,但整个GDP总量在2035年肯定世界最大,又延续几十年的最大占比。因此,这个时候这种冲突我们认为应该是会一直持续到2050年还会有冲突,因为始终是一个最大占比上升的国家。
前天公布的“十四五”,包括2035、2050年的战略目标。我们原来做过一个战略设想,包括2025年决定意义上的中等收入陷阱跨越,人均GDP会达到工业化国家的中等水平2000美元。2035年人均水平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里面蕴含经济增速会很快,至少是人均GDP要到2万美元以上到2035年才能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因为昨天有这么一句话,我们也测算过潜在增长率,如果按潜在增长率预测,至少我们保证了3—5这个区间,这30年能保证3—5的区间。如果能实现这种潜在增长率,反过来到2035年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个目标也是很有雄心。这意味着我们这些年经济增长一定要在5左右去实现,到了三五年以后会降到4左右,这是我们作为一个预测。当然这个背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大背景下,加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这两个背景之下站在“十四五”制定的节点上,我们需要有新的发展战略。
以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恰恰是基于这两个大局观提出的新的发展战略,正好也赶上外部环境变化比较大。按照张培刚先生工业化理论,这些年总体的全球化是基于这种价值链分工的全球化的全球化分工,而中国经济积极参与到这种机遇价值链分工的全球化布局了产业链供应链,但供应链战略总体属于低成本的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战略,这个低成本包括劳动力低成本、环境资源的低成本、技术创新、模仿创新这种低成本,甚至包括资金低成本,这种低成本整个以出口导向,这是一个成功的战略。在这战略指导下,我们得到了贸易利益规模经济包括技术外溢效率。虽然,经济增长很快,但这种工业战略有一个天然的问题。问题在于说对外依赖比较大,同样关键的核心技术因为是低成本、是模仿型,关键核心技术是没有的。现在大家说的是芯片会受到限制,甚至要举全国之力攻克芯片,但整个如果从经济发展角度来看,其问题绝不仅仅是芯片的问题。这里面如果按照经常提的,我们原来做制造业,从制造业根本基础叫做工业司机,核心的基础零部件,芯片属于核心基础零部件,或者电子元器件可以归到这一类,关键基础材料、先进工艺以及行业共性技术,这四大工业司机如果按十大先进制造业领域统计起来至少有682项是亟待攻克的卡脖子技术。这种战略支撑下关键技术受限是非常大的。
内需市场扩大也是有一个很大的制约,在这种背景下国际环境有变化,我们自己的战略也需要调整,所以我们提出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大的新的发展格局。我想要理解这个首先要理解经济循环,谈循环一直在谈,如果追到理论层面,最简单的要素、政府、企业,他们之间三个主体,这三个主体之间实际上在内循环,经济本质就是一个基于分工个价值增值的信息流商品流之间进行循环。所以要谈这个一定要把重点放到循环上要衡量什么是循环,经济纬度、视角关键词要谈循环,而不是原来谈什么现在谈什么,谈循环从政策思维角度来说既有供给侧也有需求侧,不要强调供给侧人反对需求侧,强调需求侧反对供给侧,所以两方面都要有,这次文件也提出来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说生产流通消费分配每个环节应该包括,政策视角一定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扩大内需紧密结合、动态匹配的,因为是为了循环。
现在一个问题内循环为主如何衡量,现在理论界都在想没有做出来,什么叫做么循环为主如何衡量,至少我要算一算产品国内需求率,国内最终需求部门除以本国最终生产需求。基于这种分类只是一个指标要计算一下,我们发现中国的国内产品最终产品国内需求率总体是比较低的,说明这些年对外的依存比较大,同样有一个周期变化,05、06年是最高的,说明对外依赖很大。这些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也在提高国内需求品增加,在行业对比来说制造业是最明显的,因为制造业出口最快是比较大,在05、06年国内制造业需求也是最低的,这些年在上升,这是一个衡量视角。理论界要实证什么叫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这是一个初步想法,国内循环为主体一定想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以我为主的大变局,不要为了避免说双循环、为了避免说开放不谈国内循环为主,光谈双循环,有一个界定词国内循环为主体,这是客观的,最终这一定是经济发展战略,虽然叫新发展格局。这次五中全会说是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需要研究中间内在的逻辑,什么样的阶段有新发展理念指导下怎么形成新发展格局,它的理念三新之间的内在逻辑,从战略角度来说以前基于比较优势制定是低成本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战略,现在我们的比较优势发生了变化,是否要拓展新的优势基础,需要从低成本导向的出口战略要导入创新导向的出口战略。这次“十四五”创新是摆在第一位,创新就是现代产业化体系,最终形成一个新发展格局,这个新发展格局一定是综合的。虽然要提工业强国、文化强国,然而包括农村的乡村振兴,这都是单位的。而这种新发展格局战略一定是综合战略,除了工业化城镇化这种战略才能和它匹配,或者说只能用工业化城镇化经济学常用的语言去解释新发展格局战略。以上是对对新发展格局的理解,谈得不到之处请各位领导专家批评指正。
(本文为速记实录,未经演讲者审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