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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龙: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及其治理困境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辛苦了。非常感谢张培刚发展基金会和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给我汇报交流的机会,我简要汇报我和我的团队在前期承担一项重大项目的研究中思考的问题。我们研究的问题是关于世界经济的发展与治理。前提是在中国的发展理念中提出中国的主张,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发现,自1997、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的20年中,世界经济发展出现了一个非常强烈的趋势就是不平衡。如果联合国是一个整体国家的话,国际上这么多会员国之间的发展也相当不平衡;中国的东部、中部和西部、西北部发展同样存在着不平衡。这样一个不平衡达到怎样的程度会引起更多的问题?原有的国家构架怎么完成治理?需要哪些规则?这些是我们课题研究的主要任务,我就其中的一些问题跟大家作交流和分享。
一是怎样看待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我记得这个话题在十多年前便已经提出,在谈到世界经济发展问题时很多学者用另一个词叫世界经济失衡来表达。后来经过讨论和研究,我认为这个词用得不恰当,因为世界经济从来没有平衡过,所以何来失衡。我很小心地用另外一个词叫不平衡,来回应郭老师的观点。用全球眼光看待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一种常态;尤其对很多发展中国家来讲,这个问题是需要正视的,不平衡的原因是一个宽泛的理论问题。我知道,解释世界经济治理方面都有哪些困境,并破解这些困境,有很大的难度。我试图从我们的研究视角进行提炼。
如果从历史的维度去分析或者去回顾世界经济的发展历程,大体上从地理大发现、世界经济真正意义上连成一体后才称之为世界经济。世界经济中出现的洲际贸易活动、人员流动、资本流动从15世纪末开始,经过几百年的发展。最初的世界经济重心就是在大西洋两岸,那个时候可以称之为叫大西洋时代;到了后来随着美国的崛起,尤其是20世纪末美国从经济总量,包括技术方面超越英国,自此世界经济中心从大西洋转到太平洋,这就到了太平洋时代,这个应该说是大家比较公认的。现在有争论的是第三个阶段,因为太平洋时代历经近一个世纪,即美国独霸天下。因为其GDP现在占整个全球的20%左右,相当于那个时候最高达到35%以上,现在有所下降。二战以后,随着冷战的结束和新兴国家崛起之后,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发生变动,特别是寻求价值链的分工,世界经济出现了新的发展特点。再加上数字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全球的下一个时代经济发展到底称为什么时代,现今说法不一,也存在很多争论。我十年前在法国课堂组织讨论时有一组土耳其学生,他的题目就是21世纪是土耳其世纪。中国学者很清楚,很多中国人非常乐观、自豪地说,21世纪一定是华人世纪、中国人的世纪;然而印度人说是印度的世纪。到底是谁的世纪,这个是非常争论的问题。现在把印度和太平洋连在一起,不光跨洋还跨洲,现在是什么世纪没有定论,世界发展处在转折期,越是这个时期就越需要全球治理的跟进。
我粗略地把这个作为一个思考以后,大的方向来讲,尽管全球化多边主义的大趋势有所逆转,金融时报主编指出,多边主义全球化的时代在2016年就已经结束,2016年后的世界不再是全球化时代。在多边主义特别是在主流西方世界不那么受支持时,世界将向何处去,这是一个很大的疑问。能否称之为叫无疆界时代,即跟哪个国家也没关系。如果说全球治理能够有效推进,如果全球数字经济发展能够得到有效规制,这种无疆界时代可能是经济未来发展的阶段,如果是这样一种状况,整个世界治理体系将会发生巨大的变化,这是讨论这个问题的巨大背景。
为什么在世界经济没有平衡的时候,讨论发展经济学也讲到了平衡发展和非平衡发展?实际上世界经济发展从来没有平衡过,总是有领先国家和落后国家。世界上发展不平衡是一个正常状态,是一个长期的形态,这是世界经济发展的状态。尽管是这样,但世界经济的不平衡引发的政治、经济乃至军事冲突在历史上已经引发了多次人类灾难,所以从这个层面而言,需要进行有效的全球治理。至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形成的既定治理体系,其是为不再发生军事冲突而制定的,也有经济构架。但是三大经济组织体系现在的大部分功能已经失去,因此,现在是需要考虑如何重建的时候了。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根本原因还是制度和文化的差异所导致的。什么样的制度文化是有利于领先发展,这值得讨论。包括现在的新冠肺炎疫情,哪种制度有利于疫情控制也有争论,尽管我们数据指向非常明显。另外核心原因是技术和产业差距在国家之间形成的发展结果。它是导致现在全球经济发展不断出现被扩大的发展差距、不平衡,全球治理结构中存在严重缺陷的关键原因。这就意味着需要来弥补并纠正这个缺陷。
下面跟大家交流一下到底全球经济的发展不平衡怎么去治理,及其面临哪些困境。首先第一个是角色的困境。因为在全球各个国家的发展中,无论是工业化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领先赶超发展模式中,领先者或者世界经济发动机老在变。一会是英国,一会是美国,现在不知道,现在说中国贡献世界经济的30%,那么中国称之为是发动机也不为过。中国是不是领先者,是不是发动机,不太明确;全球治理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也变得非常模糊,原来有联合国WTO、IMF、世行等国际组织,现在国际组织规则要么落后要么被废、要么美国退出。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没有了,这是角色困境,也就是新人换旧人,有这么一个困境在里头,新人是谁还要打问号。
第二个是包容的困境。整个国际经济中,国际经济功能组织的功能已大为削弱,有的已经名存实亡,原有利益格局已经被固化还无法轻易被打破。比如联合国的五常问题,现在大家态度比较明确,因为联合国是战后战胜国来掌握战后秩序的组织,在当中的成员并不同意让他国进来。还有其他组织,包括IMF、WTO机构,像中国这样的后来者要想加入,并增加在其中的话语权难度都是非常大的,所以这个包容上是有困境的。第三个是成长的困境。这是现在特别要关注的,在世界经济发展体系中,一些新兴经济国家、一些新兴经济形态、还有发展模式,在原有的治理框架里受到排斥,包括跨境电商、信息服务、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工序分工完成价值增值的分配。在这些问题上显然跟过去传统的贸易投资以及国家利益分配体制有很大的变化,在这样一个新的成长领域中,国家治理领域具有明显的困境。
还有一些应急的困境,一些突发的重大事件对世界经济破坏性的影响,在现在看来,其周期越来越短,也无法预知,发生之后也没有安全有效的协调控制机制。这其中有很多原因,制度文化差异导致不能有效去应对这件事情,这种情况为整个国际社会如何来加强国际经济治理增加了很大的难度。我初步把现在面临的困境总结为这四个方面不一定准确,更期望通过提出这样的解困方向,看能否为解读习主席从2013年就提出国际治理的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实现路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早于双循环的格局设计,很多国内学者赞同这是中国继毛主席的三个世界划分、邓小平的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之后,第三次对于世界政治经济治理的一个规则。我想这样一个评价也不为过,尤其是现在希望把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中国新的谈判价值观,并想植入未来国际经济治理体系中的背景下。当然这是具有高难度的事情,现在已经有了很好的进展:联合国的决议中已经明确把人类命运共同体写进决议文案,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在现在的研究中我们希望探索如何把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包含的经济逻辑应用到国际经济治理的规则制定中,包括传统规则、新规则,进而去破解现有困境?我们想在这些方面做工作,因为相关研究才刚开始,所以只是把现有的研究思路提出来跟大家作分享交流,希望有兴趣的老师和同学们跟我们做交流讨论,谢谢!
(本文为速记实录,未经演讲者审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