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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坤荣:不确定性增强下的中国经济增长
南京大学经济增长研究院院长沈坤荣教授-《不确定性增强下的中国经济增长》。
沈坤荣:尊敬的各位专家、各位老师、同学,大家好。我是来自南京大学的沈坤荣,非常高兴也十分荣幸受邀参加今天的盛会,首先祝贺第九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优秀成果奖各位获奖者与第五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青年学者奖获奖者,祝贺大家。
今年是华中科技大学建校70周年,值此美好时刻衷心祝愿华中科技大学各项事业蒸蒸日上。今天的论坛主题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与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并联的过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叠加发展的,发展经济学奠基人张培刚先生早在1945年就在哈佛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文中写到,农业国家或者经济落后国家要做到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就必须全面,这个全面包括城市和农村,实现工业化。农业和农村现代化征程中,在中国由于政治、经济、文化、人口、人口规模、资源禀赋、贸易条件、外部环境等等因素的不同,中国农业农村转型的发展路径也与众不同。中国农业农村迈向现代化进程中经历了要素市场、产品市场等方面的制度与政策变革,特别是新世纪以来,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产品的供给持续增长,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逐步扩大。2021年,党和国家明确强调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其中特别强调继续把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重点放在农村,包括继续发展公路畅通工程、供水保障工程等传统乡村基础设施。同时也涉及到数字乡村、智慧农业等新型基础设施工程。比如在电机里我们经常看到遍布城乡的基础设施确实对农村和农业的发展带来了全新的变化。下面我就两个案例作一个简短交流和分享。
案例一: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农户的增收效应,三权分置改革的经验证据。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作出了一系列重大部署,推动农村土地充分发挥要素功能,首先是农地确权颁证顺利完成,其次是进一步推进土地承包经营权分离,实施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改革。再次是统筹推进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模式、宅基地管理制度三块地的改革,完善农村土地产权流转交易制度。三权分置农地产权改革的综合性探索存在政策放开、政策确立、法律明晰三个关键时间点,政策放开时间点,改革开放初期就已经展开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推进了一系列政策,这是第二个时间节点。第三个是2019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进一步从法律意义上明确了三权分置的法律效力。以三权分置为切入点研究农地产权制度改革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是对中国特色土地产权制度的理论探索与实践检验。我和我的研究团队发表于《经济研究》2022年第五期阶段性成果,题目是《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农户增收效益》,乃至三权分置的经验研究,在这个研究成果中利用北大的数据库检索关于三权分置改革政策的省级实施政策,并参照相关文献的做法,利用渐进倍差法识别三权分置的因果效应。基于2009年到2019年这十年中国农业农村部的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数据,以及浙江大学卡特-企研中国涉农研究数据库,这些基础数据分析了农地三权分置对农户增收的影响及其机理。我们的研究证据发现:第一,三权分置改革对于农户增收的整体影响是积极的。第二,从新兴农业经营主体作用机制来看,三权分置主要是通过工商资本下乡促进农民增收,农民专业合作社与家庭农场收入的传导作用有限。第三,三权分置对于壮大村集体经济有一定积极影响,但是目前集体经济组织负担还是比较重,期望以其壮大集体经济组织而富民的目标恰恰难以实现。第四,从农户的视角来看,三权分置通过种使农民土地转出租金来提升,农业投入的增加,农业生产力的提高,本地非农就业增加,这些渠道显著促进了收入的增长。第五,三权分置对于欠发达地区和低收入群体农户有积极收入影响,三权分置有利于收入差距的缩小。但是客观评价三权分置及其收入的增加,其影响程度还是比较有限的,三权分置农户的增收渠道还有待于进一步拓宽。在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应该统筹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农村集体产权制度、农业经营体制等改革,在三权主体协同发挥中探索农民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
案例二:中国式资本下乡的富民效应,基于万企帮万村的经验数据。要推进中国的农业和农村现代化,总重要的就是让各种高端要素在城乡之间能够相互流动,如何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有两个背景,一是由严格限制转向全面流动的人口流动政策的变革。在改革开放之前是严格限制人口流动的,更不用说要素流动,通过40年改革开放,尤其是最近10年,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截止到2020年我国流动人口达到3.75亿,比2010年增长接近70%,大量流动人口呈现出“钟摆式”流动,青壮年出去的多,到老了之后又回到农村。二是由单向抽取转向鼓励反哺资本下乡的政策变革。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我国涉农企业投资显著增加,以统计数据为例,特别是2015年9月全国工商联、国务院扶贫办、中国光采会还出台了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方案。在这期间民营企业走出了一条先富帮后富,推动共同富裕的中国式资本下乡道路。我们根据统计数据,截止到2020年年底,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取得了显著效果,中国式资本下乡实际上是一条先富帮后富,推动共同富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万企帮万村政策下中国式资本下乡形成机理和富民效应,我们这项研究根据浙江大学卡特-企研中国涉农研究数据库的简写的名称,全国农村固定观测点数据,中华工商联合会万企帮万村帮扶数据实正研究万企帮万村政策下中国式资本下乡的形成机制和负面效应。我们研究发现,万企帮万村政策下,帮扶企业先行下乡产生了良好的示范效应,撬动了其他涉农企业下乡的投资,促进了技术、品牌等高端要素向农村集聚。但是我们的研究也发现,政府推动型帮扶企业下乡营利性不足,可持续性也是堪忧的,市场导向型帮扶企业下乡对于欠发达地区和低收入群体的造血功能仍然是缺乏的,包容性也十分有限。这足以可见中国式资本下乡新征程过程中需要推动有效市场的构建和有为政府如何更好结合,如何将有效资产和有为政府结合将资本下乡由政策驱动变为内生主动,有效助力农民实现共同富裕目标。
这是我们最近两项研究中国农村农业发展,尤其是在中国现代化征程中如何繁荣农村,富裕农民的研究。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是波澜壮阔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是不放弃农民,不以农业萎缩、乡村凋敝为代价的现代化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从改革开放之初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新时期的农地三权分置,无不是我们共产党和政府顺势而为的渐进式制度变革基础。在未来我们要以保障粮食安全还夯实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要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来兜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以人居环境整治、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投入、乡风文明建设等乡村建设行动来助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以农业的绿色发展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以培育内生体系来支撑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在当下不确定性增强的外部环境下,需要有确定的中国式理念、中国式愿景汇聚各类高端要素,以自身努力和精准谋划的确定性来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来释放经济增长的潜力,构筑经济竞争优势,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推进农业农村的繁荣发展。
这是我的一点不成熟看法和简单分享,我的发言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本文为速记实录,未经演讲者审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