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翁翕教授-《理论结合实际，在学术舞台讲好中国故事》

尊敬的各位嘉宾，我今天的报告题目是：理论结合实际，在世界学术舞台讲好中国故事。之所以选择这个题目是因为我注意到，近些年来在世界顶级学术期刊上发表关于中国经济方面的研究越来越困难，相信在座很多同行也有具体体会。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虽然在经济发展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是经济学研究的国际影响力还有待提升。首先在学术目的方面，现在很多研究还是对现有的经济学理论提供来自于中国的经验支撑，也就是说对现有理论给出一个比较中肯的，正因为如此，我们还没有一个被国际广泛接受的中国特色的学术思想的学术话语权，这种学术话语权的缺失导致在世界学术舞台上讲好中国故事面临巨大挑战，所以当中国经济研究的论文投稿于国际学术期刊时往往会被质疑，与中国经济大国的地位，这样的质疑很没有道理，但这也往往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我自己对中国经济研究进行了SWOT分析，今天中国经济研究最大的优势在于中国经济腾飞所带来一些很有意思、很有趣的经济现象，是研究的富矿。但是我们的弱点在于在国际学术舞台话语权不够，研究屡屡被质疑。同时我们有一个很大的机遇在于我们现在有一批透彻了解中国建设问题的资深教授和学院掌握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年轻老师，同时也在理论的问题缺乏与国际学术的交流，导致论文发表比较困难。

基于SWOT分析结合和我自己的研究体会，我们通过理论结合实际的方式，完全可以在世界学术舞台讲好中国故事。所谓的理论结合实际是一个研究的过程，首先基于实际数据发现了一个特征事实，其次构建模型构建基于现有的理论解释典型特征事实，构建理论模型的动作体现的是一种创新。

接下来要来检验理论模型的推论能否跟这个实际相吻合，在实施层面上我们以团队研究的方式进行为主的科研，资深教授、年轻教师和博士生各司其职开展有效合作，由资深教师发现有意思问题并把控论文整体方向，年轻教授负责构成理论模型的框架，博士生负责具体研究方案的实施。

下面我用两篇我的合作论文来举例说明理论结合实际的过程，第一份论文是发表在经济学顶级期刊，这篇文章的背景是在产业竞争中一个很经典的竞争模式，我们都会发现在一个垄断的市场中，寡头竞争市场，这种竞争一定会对这个占有垄断的企业产生负效应影响，包括价格下降、产能下降以及经营的下降等等，当我们研究中国的共享单车市场，特别是2017—2018年这段时间内，在这段时间内市场中最主要的两个寡头竞争就是摩拜和ofo，这两个企业一共占有将近90%的市场份额，很有意思的是我们发现摩拜市场对战略企业ofo产生了正向影响，导致ofo总的自行车数量提升了40.8%，ofo的单人平均价格提高了4分钱，同时导致摩拜进入的城市，ofo也会有更多的单车投入和投资。同时ofo每辆车的使用率也提升了，所以我们在以网络效应化的竞争模型来解释上述现象。从模型最基本的想法对于一个用户而言，当他开始一个行程最后一公里时，他可以选择单车，也可以选择其他交通方式，比如步行、公共交通、打车等等，单车相比于其他交通方式一个显著特点在于它是不确定性的，只有一定概率才能找到一辆单车才能实现最后一公里。搜寻到单车的概率的匹配函数，这个匹配函数投入单车的数量以及搜寻单车消费者的数量，共同决定了搜寻到单车的概率有多少，投入100辆单车，市场上有100个消费者，这时候有50个消费者找到车，每个消费者找到车的概率是50%，用一个规模报酬递增的匹配函数，当这个市场有100辆单车、100个消费者的时候，搜寻率只有50%，当市场变成200辆单车、200个消费者时，就从50%提升到60%，这就体现了市场规模的扩大产生了对消费者正向的影响，当这个市场有越来越多单车投入时，它一定会吸引更多的消费者来使用单车。

我们的理论发现，确实有可能产生刚才看到的现象，这个基本逻辑在于摩拜的进入对ofo产生两方面影响，首先摩拜的进入会偷走一部分ofo的消费者，就是市场盗窃效应，这确实会对ofo产生负效应影响，同时摩拜也会产生市场扩张效应，市场扩张效应与网络效应是密切相关的，当这个市场中只有ofo一家投资单车，投资成本只能投资100辆单车，吸引100个消费者，每个消费者找到单车的概率是50%，当摩拜也进入，投入100辆单车，它会支持消费者搜寻到单车的概率会从50%增加到60%，就会改变消费者的消费习惯，吸引更多消费者来使用单车，当消费者在使用单车时，这也会激励ofo来投资更多的单车。这种摩拜的效果应该产生于摩拜和ofo单车共同混合使用的情况，恰好ofo有一段时间是做校园骑行，它的单车只在校园内投放，这个时候摩拜的效果是不显著的，实验结果也支持了这个理论推论，摩拜在ofo的校园骑行，摩拜都是不显著的影响，只有ofo在整个城市当中运营的时候，它才是正向的影响，依然可以指明这样一个研究是来自于中国特殊的共享单车的市场特殊的证据，缺乏逻辑规律。但是我们首先是用一个带有网络效应的寡头竞争模型来解释这样一个现象，理论上它具有了创新性，关于理论的创新有一个很重要的反垄断层面重要的规律，传统大家认为网络效应才导致了所谓的赢者通吃，但是经常发现当有这种获客成本，ofo要投资单车来吸引消费者有获客成本，当获客成本存在的情况下，网络效应不一定会导致赢者通吃。

这是我的第一篇研究，第二篇研究也是来自于北京大学光华学院周教授合作完成的，另外一个合作者是光华管理学院的学生。这篇研究的背景在地方治理过程之中广泛存在的层层加码，最近的疫情防控是很重要的一个探讨话题，主要是基于计划和年度计划经济增长指标和经济增长目标。所以这篇论文在国内是比较早的发现了在GDP的增长目标制定过程中存在这样层层加码的现象，并且用理论模型来解释这样一个现象的论文。

首先看到在五年的目标来看，最关键的转折点是八五期间，八五期间计划有两个五年计划，最开始的五年计划，当时是稳定压倒一切，当时中央的目标是定在6%，而且很有意思的是27的省定的目标是低于6%的目标的。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中央重新修订了目标，从6%提高到8.5%，同时90%的省份定的目标都是大于或者等于这个目标，这个转折点之后，基本上每个五年目标中，省级的增长目标都是大于或者等于总的目标。同样来看年度增长目标，从1997年一直到2015年、2016年进入新常态之前，很长一段时间省级年度增长目标也都是高于中央的目标，在这个目标里面基本上发现了层层加码现象，大部分市的目标也都是大于或者等于省级的增长目标。

为了解释这样一个现象，首先就要对理论来进行创新，在传统指标理论下，从来就没有讨论目标在这个指标下的因素起的作用，首先引入了一个带有目标的指标下面的模型来解释上述现象，这个目标指标其实起到了一种偏好传递的作用，对于中央领导人来讲，可能有的时候他会特别重视经济增长，有时候他会认为经济增长没有那么重要。他通过设定不同的目标，实际上他能够向下级传递到底他认为的目标有多重要，比如亚洲金融危机时，当时定的目标是8%，通过这样一种高目标向下级传递增长对中央领导人非常重要，省级领导人看到中央目标以后也相应要制定它的目标，把它的偏好向更下一级的官员进行传递，这个目标是来进行层层传递经济增长的重要性。

基于这个想法我们建立了一个指标模型，最核心的思想在于我们用TAROETS形式指标模型，传统的TAROETS模型，竞争往往基于是实际的经济表现，也就是说每个官员的晋升是靠实际的表现除上同级官员的综合表现。我们的创新在于这个模型里面加上了一个目标，最后在我们模型里面这个官员所PK的不是他的实际表现、不是他的实际表现与他的目标之间的差距，所以在这里看到目标制定越高以后，实际多提高一个点的话，其实对这个官员晋升的概率会增长越多。这就凸显了目标偏好传递作用，目标定得越高越好，官员表现越好，晋升得越高。基于这个模型，我们发现层层加码现象产生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就是权力的金字塔越往上，其实升迁越来越困难，升迁越来越困难一个现象就是竞争官员的数量，省级行政区是31个，到每一个省又平均面临的是10个市，每个市平均面临是8个县，越往上晋升者数量越多，晋升概率导致了越往上相对是低点，越往下越高点，更好地激励下级官员去努力，这个模型的推论就是说目标和这个省里的城市数目其实成反比，这样的推论也被实证所检验。

基于上面两个例子，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讲话中，他对哲学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在学术问题、学术思想等等方面和我们国际地位还不太相称，为了回应习近平总书记的期待，我们一定要用经济学的主流研究范式来做扎根中国大地的世界一流学问，用理论结合实际的方式、用团队研究的组织方法，在世界学术舞台讲好中国故事。

最后借此机会感谢张培刚发展经济学青年学者奖对我学术成果的认可，我的报告到此结束，非常感谢！

（本文为速记实录，未经演讲者审核）